4项游憩效益指标的结果，对四个案例公园的游憩效益进行横线对比

根据绩效调查数据结果可知，各案例公园中开展的游憩活动广度（活动种类）差异性不大，在各类活动的热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图6-6所示，流花湖公园游憩活动种类最多，有12类，天河公园和人民公园的游憩活动广度次之，有10类（都是缺少摄影和钓鱼类活动），珠江公园游憩活动的广度最小（缺少钓鱼、下棋打牌和绘画书法类活动）。在各类游憩活动的全天热度水平（当天调查时间内的游憩者人次总量）方面，流花湖公园中大部分游憩活动的热度值均超过其他公园，天河公园次之，人民公园最低。

单位时间平均游憩使用率的计算公式为：（人均活动面积×活动人数）/公园游憩使用总面积。根据公园设计规范中综合公园游人人均占有公园陆地面积指标最小值30㎡/人，并且硬质面积不超过公园绿地面的35%，因此，本研究将公园中人均可开展游憩活动的陆地面积指标定为人均占有公园陆地面积指标的百分之三十，约10㎡/人。结合CAD和Photoshop工具，利用网格法计算得出各公园人可进入活动的游憩空间占总面积比例，继而估算出其具体面积。根据绩效调查数据，各案例公园的平均单位时间游憩使用率结果见表6-12，其中可游憩使用的场地面积上，天河公园＞流花湖公园＞珠江公园＞人民公园，平均单位时间人数上，流花湖公园＞天河公园＞人民公园＞珠江公园，但是各公园平均单位时间游憩使用率的最终排序为流花湖公园＞人民公园＞天河公园＞珠江公园。其中，天河公园的游憩活动面积最大，但是，其实际的单位时间使用人数不是最多，使用率还低于活动面积最小的人民公园，由此可见，游憩活动面积的大小并不是决定公园游憩使用质量的决定因素。

从各类游憩群体来看，跳舞类群体的满意程度最高（4个公园群体的满意度都在0.8以上），踢毽子类群体的满意度最低（4个公园群体的满意度都在低于0.8以上），而健身类群体的满意度差异最大（其中流花湖公园和珠江公园满意度较高，天河公园满意度低于0.8，而人民公园满意度低于0.6），此外，在4个公园中不全的游憩活动群体中，摄影类和钓鱼类满意度较高，下棋打牌类在0.7~0.8，绘画书法满意度最低（0.6~0.7）。再结合问卷调查研究中有关数据，详细分析各类游憩群体的满意度情况可知，场地景观美感能够明显提升游憩者体验，提高满意度；其次对场地条件或活动设施有依赖的游憩者体验则受活动设施的质量影响较大，尤其踢毽子、球类运动和健身类群体。

单位活动面积游憩效益量是涵盖上述指标内容，并结合游憩者的效益感知所得的一个综合性游憩效益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单位活动面积游憩效益量=（各类活动人数×人均游憩使用面积×满意度×各类活动效益值）/公园游憩使用总面积。其中，各类游憩活动效益值根据5.4.4游憩效益感知调查结果，跳舞、气功拳术和踢毽子各类活动的游憩效益感知值为4分，摄影、歌唱演奏、球类运动和健身类活动的游憩效益感知值为3分，游赏、玩耍、钓鱼、下棋打牌和绘画书法类活动的游憩效益感知值为2分。最终计算结果显示，各公园的单位游憩空间面积游憩效益量排序为流花湖公园＞人民公园＞天河公园＞珠江公园，具体数值分别约为4.4、2.6、1.9和1.6。流花湖公园每平方米游憩空间产生的效益量最高，且接近5分，人民公园次之，天河公园和珠江公园则都低于2分。

从各案例公园游憩效益的变量数值情况来看，如表6-14所示，按照效益值分类的游憩群体在各个公园游憩者总量中的人数构成基本呈现“√型”走势，因此，实际上公式中对不同类游憩群体所赋予的影响变量“各类游憩效益值常数”和“各公园满意度变量”，对各公园单位面积游憩效益量的影响比重是相近的，其中对结果产生主要决定因素的是“各公园的游憩者总量”和“公园游憩面积”两个变量。四个典型公园中，作为游憩面积第二的流花湖公园在游憩活动广度、平均单位时间游憩总人数、单位时间游憩使用率和单位活动面积游憩效益量方面都列居首位，而作为游憩面积最小的人民公园在游憩活动广度和平均单位时间游憩人数上超过比其游憩面积略大的珠江公园，并且在单位时间游憩使用率、平均满意度水平和单位活动面积游憩效益量方面都超过游憩面积最大的天河公园。珠江公园在平均满意度水平上优于其它公园，天河公园虽然游憩面积最大，但是在各项指标上都表现较弱。

从各公园的变量数值来看，人民公园与珠江公园，流花湖公园和天河公园，两两游憩面积相近，且两组中的后者更大于后者，但是在游憩者总量上，前者约为后者1.5倍。并且，作为面积最大的天河公园，同面积最小的人民公园相比，人民公园的单位面积游憩效益量还要大于天河公园。那么，同属于广州中心城区四个公园，为什么相近游憩面积的公园，其游憩者总量会存在这样明显的差异？这一现象和问题是接下来游憩效益评价反馈研究部分中的游憩空间设计与游憩效益之间作用关系研究环节需要探讨和回应的重要问题。